21世紀，知識成為生產力中的重要因素，知識管理對社會發展的各方面都有著強大的促進作用。翻譯在不同文化、不同知識系統、不同語言的交換和互動中，發揮著橋梁、黏合劑、轉化器等功能，承擔著知識管理、信息過濾、系統控制的職能，是維護世界知識系統多樣性的重要途徑，同時，它又服務于一個國家的語言戰略和規劃，是提升國家軟實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翻譯是一種知識管理過程

　　理解翻譯與知識管理的關系，應先區別知識、信息以及數據三者之間的差異。依照知識管理的理論，在信息的增殖鏈上，分布著數據、信息、知識和智慧等四個層次。每一個層次代表著信息加工的不同階段：要使數據提升為信息，需要對數據進行科學采集與遴選、壓縮與提煉。而將信息提升為知識，還要基于用戶的實際需求，對信息內容進行提取、比對、歸類，并分析、概括、判斷和推論，這個過程的管理即知識管理。

　　數據是原始的數字和事實，信息是加工過的數據，而知識是被驗證過的信息。知識往往是一個流動的混合體，它包括各種經驗判斷、價值觀、實踐程序和專業技能等。在翻譯過程中，這些經驗、價值觀、程序以及專業技能等隨著譯者的加工和錘煉，經過復雜的語碼轉換，最后來到受眾面前，經歷了數據—信息—知識—智慧的“文本穿越”。值得關注的是，在每一個階段，翻譯項目的組織者、贊助人、譯者、受眾乃至評論人等都實行了不同的管理策略，才使得文本趨于多樣化和精致化。這樣一個過程，是信息的管理和分類過程，讓信息從龐大無序到分類有序，獲得價值升華。

　　知識分為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前者是“直觀的，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的知識”，儲存于人類大腦中且不易被提取或編碼。即如何將文本中隱去的知識策略性地獲取并將其凸顯出來，將原本傳遞的意義盡可能完整地解析出來，是譯者在翻譯中考慮的首要因素。這要求譯者具備良好的專業素養、跨文化素養以及嫻熟的語言文字轉換能力。相反，人們可以簡單地對顯性知識進行表述和解碼，翻譯也較為簡單。

　　翻譯是通過對文化資源的過濾和加工，把最恰當的知識在最恰當的時間以最恰當的方式傳遞給最合適的讀者，以達到最佳目的，是一種組織性很強的知識傳播過程。何種知識能進入思想市場的流通環節，起到何種預期效果，達到何種目的，都是需要預先考慮的。譯者在著手解讀、轉換和再現文本意義之始，就進入了知識管理階段。為了達到預期的翻譯效果，譯者對個人的知識進行有效存取，甚至進行系統化處理，而后采取恰當的策略、方法、技巧等，在語言和文化兩個層面上對原作進行策略性轉換，生產出最符合贊助人或組織者意愿的“產品”。從知識管理的角度看，原作在從文本到譯本的轉化中，文化信息的失落與變形是知識管理的結果，翻譯的過程是知識管理的過程。

　　翻譯是一種知識轉化活動

　　在知識管理過程中，最重要的環節就是知識轉化的過程。在翻譯過程中，知識在從源語文化流向目的語文化當中經歷了多重的蛻變和轉化。知識在正式文本形成之前，散落在各個前文本當中，以神話傳說、口頭文學、歷史故事、民間寓言等各種“原材料”形態存在著，等待文本生產者的數據再處理或系統化提升，這是知識的“第一次轉化”；在正式文本成型之后，再經由譯者從中重新提取數據和信息，將其加工為目的語受眾或文化需求的“產品”，實現知識的“第二次轉化”；最后，當譯本正式進入知識的消費階段，受眾又對其進行符碼轉換和選擇性解讀，其承載的意義得到“第三次轉化”。這三次轉化過程中文化信息的失落和變形，是任何跨文本/文化活動都無法避免的，所幸的是，文本在這一過程中又獲得了“新生”或“再生”，使意義世界更加豐富多彩。

　　值得注意的是，譯者不僅要了解知識轉化的過程，而且還需要掌握另外一種知識，即“關于如何轉化知識的知識”。美國學者認為，知識轉化的過程要傳達的是“這是我的知識告訴你的”，而不是“這是我所知道的”。因此，在知識從信源到受眾的過程中，身兼傳播者角色的譯者，沒有向受眾解釋提供通往知識的各種路徑，則知識轉化達不到其目的。而序、跋、注釋、圖表等副文本成分的出現，可以幫助受眾更快捷地接近正文本，對知識的“全景”形成一種整體性的認識。

　　翻譯具有高度的實用性。但目前，翻譯理論在很大程度上為知識管理研究領域所遺忘，知識管理理論也沒有引起翻譯學界的足夠重視。基于知識轉化的特性和翻譯傳播的本質，我們有理由認為，整合傳播學、信息學、社會學、認知心理學等學科工具，對翻譯過程中的知識轉化進行模式建構是可能的。

本文作者：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翻譯系張生祥